第20部分

民军孙恩起兵谋反，攻打到海盐城，时有晋将刘裕扼守海盐。刘裕兵少，但他巧用计谋，夜里在城中放倒旗帜，隐藏主力，次日天明，大开城门，并叫一些老弱在城墙上候着。孙恩军见状上前，问“守将哪里去了”，老弱们说：“已经连夜逃走了。”于是，孙恩军争相入城，被刘裕奋起伏击，孙恩军大败而逃。

    又如，唐朝时吐蕃强盛，一度攻陷唐的边城瓜州，守将王君焕战死。张守圭接替战死的王君焕，正在修筑城墙，敌兵又突然来袭。张守圭备战不足，情急之下，让将士们和他一道，坐在城上，饮酒奏乐，若无其事。吐蕃怀疑城中有备，不敢攻城就退兵了。

    这些使用“空城计”奏效的战例，无一例外，都是在遭遇战的情急之下，无可奈何而采用的“没办法的办法”；对手也必须是对我方虚实不明，或心中有鬼，怕蚀老本，或干脆是乌合之众。只有这样，才能够用假象迷惑住对手。

    而像司马懿这样特地放对手一马，以作为自己要挟军权砝码的，在战史上也多有案例，其主角也无一例外，都是野心家，比如桓温、刘裕、安禄山那样的人。

    阉党究竟代表谁（1）

    ——《五人墓碑记》的背后是明末党争

    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是只要受过义务教育的当代人几乎都读过的一篇文章。那里边讲的故事，粗看起来是这样的：魏忠贤把持朝政，迫害东林党，当他的爪牙逮捕深受苏州（当时为吴县）市民爱戴的周顺昌大人时，愤怒的众多市民与魏忠贤的爪牙发生冲突，打死了一个小角色，数日后阉党来镇压，5位市民出头，替大家扛罪而死。魏忠贤倒台后，阉党失败，周顺昌昭雪。为纪念死去的5个人，苏州人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

    这篇文章写得声情并茂，气贯长虹，言词激烈，令人读罢，不由得拍案而起，想说点什么。

    想说点什么呢？坏人太坏，好人太好，新朝圣明，好人终于当道了。

    张溥与复社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细看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和作者张溥的背景，可以发现，《五人墓碑记》中的这五位市民，确实是疾恶如仇、铁骨铮铮的硬汉，但在他们背后，其实还有隐藏角色在起着操控的作用。

    他们背后的这股势力叫做“复社”，复社的背后则是东林党。

    张溥是复社的领袖。在苏州这场市民暴动之中，他并不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人，至少实质上不是这样。

    复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张溥又是怎样一个人？

    这要从明末东林党的渊源说起。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但皇帝自己又干不动，只好让大学士（高级秘书）代其处理政务。这样，大学士日益成为事实上的丞相，但皇帝对大学士又开始不放心，于是培植太监的势力，让司礼监等机构分担一部分中枢权力，并成立了东西两厂之类特务组织作为太监势力的虎翼——

    这些设置，使得明朝政治成为始终笼罩在暗箱操作阴影中的秘密政治，朋党政治的温床就此产生——哪里有暗箱，哪里就会有朋党，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发展表现出的铁律。明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理政，朝中的朋党失去控制，处于混沌争霸状态。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黜回乡闲居，但他在东林书院中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品评国是，并与北京朝廷同党者互为犄角，形成了“东林党”。北宋欧阳修曾讴歌朋党政治，称“君子有君子之党，小人有小人之党”。东林党正是一个自诩“君子之党”的派系。于是，在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东林党的盘子越做越大（自认为是君子的人还是多），迫使朝中小派别联合起来，对抗东林党。到魏忠贤乱政时，太监的势力与他们勾结起来，联合打击东林势力，就此产生“阉党”——这个称谓是东林党人的蔑称，阉党自己对“组织”的认识是不同的。他们认为自己是“皇党”。东林党人的做法，则是以清议鼓动民意，借讲学培植队伍，借科举与幕府获取朝廷的官位。东林党人信奉的，则多为王阳###学，重于清议虚名，而轻于实用效能，虽不至于轻言误国，但误事的例子却也不胜枚举，比如针对“辽事”（在辽东与后金的战事），就有很多争吵与交涉，其实是无意义的误自家事。

    张溥二十多岁时创立的复社，是东林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即所谓“小东林”。复社最开始号称文学社团，但却有自己的秘密政治金库。他们鼓动市###动，形成舆论，对朝政施加影响，与阉党对抗。

    崇祯朝建立，皇帝干掉魏忠贤，并借整肃阉党之名，进行朝廷大换血。东林党人一时得势，奔走相庆，专心报复，但他们不知道，“大换血”后来成了崇祯的一种习惯，统共17年的崇祯朝，大学士换了50多个，其中大多不得善终——崇祯很快发现，东林党势力太大，根基太厚，于是培植温体仁这样的“非东林党人”和王承恩等太监来对抗东林。

    这时候，张溥已经成为东南士林领袖，朱彝尊《明清综》说他“一言以为月旦”：某个士人的归类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