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这时候，张溥已经成为东南士林领袖，朱彝尊《明清综》说他“一言以为月旦”：某个士人的归类是君子还是小人，仕途前程如何，只要他一句话就可加以翻覆。

    所以，朝廷很快就开始着力剥夺张溥与复社的话语权，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整他。直到崇祯十四年，张溥人都死了，其“案”都没有了结。

    苏州民变的党争背景

    复社在新旧两朝都不得烟抽。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复社也好，东林也好，他们的锋芒指向，表面上是小人、阉竖，而实质上是皇权的独裁政治。东林与阉党的殊死斗争背后，其实是江南士子的分政要求与皇权的独裁现状之间的博弈。

    阉党究竟代表谁（2）

    黄宗羲是复社的中坚人物之一。试看，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表达的政治理念何其明了：谁说你皇帝是国人惟一的选择！“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君主只是为大家打工的“公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样的君主，这样的皇室，不要他也罢。“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只有限制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让皇帝成为虚君，而把治国之事交给能人、士人、天下人，才真正可以实现天下的大治。黄宗羲的主张，表达了东林党人的真实政治理念。

    下面来看看苏州市民暴动的真实起因：

    《五人墓碑记》中提到的“蓼洲周公”周顺昌，苏州（吴县）当地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东林党人，是东林党在朝中的一员猛将，阉党炮制的打击名单《东林点将录》中的重要人物。魏忠贤在天启四年，即着手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东林党在朝廷中的几大支柱性人物：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和顾大章。他们都是魏忠贤一党的首要打击对象。天启五年，魏大中被捕路过苏州，当时请假在家的周顺昌与魏“周旋累日”，并把己女许配给魏的孙子。其间，他切齿痛骂阉党，被缇骑报告给魏忠贤，立即被削夺官职。魏大中被押送到京后，与其他几人一起被害死于冤狱，史称“前六君子”。

    天启六年，阉党对东林党新涌现的重要人物展开第二轮打击。周起元、缪昌期、黄尊素、周顺昌、李应升和周宗六人被捕，并在不久后全部被害死在狱中，这是“后六君子”。在抓捕周顺昌的过程中，苏州市民反应激烈，形同暴动，打死差官一名，连续10天拒绝使用天启官钱。事后，魏忠贤虽然能够杀死当日“为首”的5个苏州百姓，但东厂的办差官“缇骑”却就此不敢出京了——阉党感觉到了东林党在民众中的巨大煽动力，在地方官员中的道德感召力和顽强的高层反制力。

    阉党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完全是惟九千岁马首是瞻的个人派系。阉党内部，有人对魏这种很愚蠢而且张扬的表演产生了反感。东厂缇骑不敢再出京，并不是怕老百姓，也不是怕复社的清议，而是极有可能害怕自己内部发生分裂。

    虽然得到了各地建“生祠”的追捧，但魏忠贤并不像一个真正的铁腕独裁者，而更像是一个事事出头、被当枪使的老大。

    他连“教父”的作用也算不上。

    所以，苏州市民暴动真正的起因，是东林党为皇权所不容，而直接起因，则是阉党出头镇压前后六君子，却被人把矛盾嫁接到市民身上，激化了苏州市民对朝廷重敛盘剥的不满情绪，从而形成了骚乱。其实，明朝皇室对东南地区的盘剥，不独天启一朝，在万历年间即已经非常严重，到崇祯朝也未停止。李自成打破北京，进皇宫一看，发现了大量的皇银，这与国库里的空头形成对比。皇上的小金库怎么起来的？正是派太监、亲信到各个富庶的地方（如苏州），逐年聚敛来的。要知道，这些项目，都是在国家正常赋税之外的，是叠加于其上的。所以，从士人到市民，人们对这种非法的“官匪”行为极其愤慨。

    阉党的背后是皇权

    可以这样说：阉党之所以能够存在，不是因为有魏忠贤，而是因为有皇帝，真正的大旗是“皇帝”二字。虽然天启皇帝只是一个木匠，但他所处的位置，正是这一“小人之党”的利益寄托所在。

    以魏忠贤的个人来说，除了狠恶、无耻、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