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0月，鲁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这次在重庆，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见了面，经周恩来安排，鲁斯还重返了已为*控制的胶东出生地。

    1948年，是国共内战正兴的年代，蒋介石的国民党败象已定，然鲁斯却又一次将他列为《时代》封面人物。

    蒋介石最后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是1955年，而这，可能也是鲁斯在1965年——中国大陆“*”的前夜，希望访问中国大陆被拒绝的原因。

    司徒雷登和鲁斯都有着西方传教士的背景，他们都热爱中国，可惜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都无法进入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国家，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鲁斯十次将蒋介石推为《时代》的封面人物，与司徒雷登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想来不会仅仅是巧合。

    1946年7月，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进一步卷入了中国的政治。秉持宪政*立场的司徒雷登最终与主张换汤不换药的*体制的蒋介石在政治上有了分歧。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请示电报中有了要蒋休息并将权力交给其他人的设想，而蒋介石也将他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归咎于司徒雷登对其“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　，蒋介石到台湾之初，明确表示不希望司徒雷登再来台北履新，而司徒雷登辞去驻华大使的报告也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

    1953年，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理事会决定在中国台湾台中市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原定的校名为燕京大学，却为台北执政当局否定，最后命名为东海大学。

    友谊虽已不存，但政治家的表面文章还是要做到。蒋在交恶时也不失礼节。1956年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八秩华诞，蒋介石由台北致电祝贺，电文发表于台北《中央日报》6月27日第一版。　这一点，与蒋和史迪威交恶，然而史生日时，蒋仍致电贺寿并送蛋糕是一样的。而在司徒雷登的遗物之中，有一本英文版的蒋介石著作《苏俄在中国》（Soviet　Russia　in　China），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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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1）

    司徒雷登说过这样的话：

    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我所以能取得的一些成就，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方面，应该归功于他的地方，也许甚至比我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得多。1

    司徒雷登逝世后，傅泾波挽之以联，有谓：

    数十年耳提面命，形影相随，侍药意未周，一朝驭驾西方，能不椎心泣血泪。2

    傅泾波的次女傅铎若也说：“父亲一生的历史是和司徒博士相伴的历史。”3而傅泾波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何迪的协助下完成了两个章节的口述回忆，题目就叫《我与司徒雷登》。

    所以，要了解司徒雷登，就必需了解傅泾波。

    傅泾波（1900—1988），出生在一个满族贵族的家庭。历史上，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满洲八旗，其后清太宗皇太极复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八旗的特点是兵民、政军、战耕结合。满洲八旗依次为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而其中前三种为地位最高贵的“上三旗”。傅泾波的家庭属于正红旗，品秩上虽较正黄、镶黄、正白要低，但也属于跟着努尔哈赤打天下的一辈了。

    傅泾波的祖父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这是他与“拳匪”打仗时以军功得来的，后来担任过甘肃镇守使。傅泾波是家中的长孙，因此自幼被家庭所宠爱。他6岁时曾被祖父带入紫禁城中，觐见当权的慈禧太后，并被慈禧赐名“永清”，意思是“永远清正”。

    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在晚清宣统年间（1909—1911）曾担任过顺直谘议局的议员。谘议局是清末新政的产物，推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