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部分

见斯大林是刘少奇安排的。在私交方面，她同刘少奇一家人都很亲。①她有很多时间住在上海，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每次去上海总要去看望她，他们的孩子参加了支持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的示威游行，宋庆龄称赞他们有国际主义精神。每到新年，她总给他们寄贺年片，他们就把自己画的贺年片回寄给她，她收到后会一个一个指名道谢。

    ①此段主要根据1987年4月24日在北京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一次长谈。以下宋庆龄给刘家孩子们的信的复印件均承王光美提供。

    同时，甚至在她同刘家的关系中，人们也能看到她始终保持着的希望——这个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将会克服本身的缺点，真正去从事它原来意图中的工作，即：清除停滞倒退的东西、放射出充满革命信念和创造力的新的光辉。就人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也很可能就是刘少奇本人的想法。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是早期的红卫兵，她写信给宋庆龄。在回信中，宋庆龄亲热地称呼“平平”的小名：“阅读了你满怀革命激情的来信，犹如看到了你们兄弟妹妹……健壮成长……你们虽然生在新社会、挺立红旗下、蜜糖水中长，但是，你们没有忘记革命，没有忘记阶级斗争，你们强烈的记忆着革命前辈为了人民的解放所进行的披荆斩棘、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你们怀念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获得解放”。她称赞孩子们支援越南民族解放战争并去农村参加劳动，认为这是知识青年革命化的道路。她还赞扬给她寄去的婷婷的两篇日记和源源的美术创作表达了革命的思想感情。

    1967年新年来到了。这时她已经知道刘少奇的“问题”十分严重，但她仍然给刘的孩子们送去贺年片、笔记本和糖果，仍签上“宋妈妈”三字。第二年，刘少奇和王光美都已失去自由，一家人流散四方。孩子们万般无奈，只好写信给宋妈妈求援，她把信转给毛泽东，希望这些孩子们不至流离失所。她又回信给孩子们，勉励他们振奋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直到1972年，也就是他们的父亲惨死两年之后，他们才获准去监狱探望母亲。王光美看到孩子们时的快乐以及她听到孩子们悄悄告诉她宋妈妈对他们爱护照顾时的感激之情，她至今还记忆犹新。

    （五）在“文化大革命”前期

    虽然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保护，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中，她很少露面，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关于她的活动没有任何公开的记载，甚至在她逝世后出版的《宋庆龄年谱》中这几年基本上也是一片空白。

    本书作者在这几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同她失去了联系——说得确切一点，是被单独监禁在牢房里——所以关于她这段时期的情况也无法从个人回忆或通讯中作些补充。但从其他的来源，可以多少理出点头绪。

    ＇1967年＇

    如1967年，《年谱》上只记录了两项礼仪性活动——作为国家副主席，接受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瑞士、越南、朝鲜和毛里塔尼亚新任大使呈递国书；参加国庆招待会和检阅。

    实际上，这一年对她来讲充满了苦恼和斗争。在北京，她大部分时间呆在自己的屋子里，看到的只有四面的墙壁。在上海，她的事业正在被拆毁，她竭力设法加以挽救，就如她后来所说的那样：

    “1966年，也就是当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工作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儿童时代》杂志不再出版了，我也接不到一份中国福利会下属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艺术剧院和其他单位的报告。这些单位的领导，当时正处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或受到了攻击。我于是请当时任副市长的金仲华帮助。他像以往一样认真负责，走访了这些单位，鼓励他们继续工作。”

    以上是从她对金仲华这位杰出的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悼念文章①中摘引的。金从30年代救国会时期起就是她的同事，后来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及其后继者上海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都在一起工作。《中国建设》创刊，她又选任他为第一任社长。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①同注1。

    关于江青一伙罪犯在上海建立的新政府里那些人如何对金迫害致死，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后来，当我回到上海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金仲华本人也遭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残酷迫害。他们不准他与外面的人接触。我想设法同他见一面，也没成功。在几个月时间里，他们接连不断地对他进行审讯、批斗。……他一生中所做的好事都被歪曲、颠倒，成了败坏他的名誉的‘罪证’。……他一直确认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毛主席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却被指控‘反对毛主席’。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立世界人民的友谊，他曾和许多外国朋友接触过、一起工作过，就因为这，他被诬为‘外国间谍’。他与周总理在各个时期的交往，也成了那些‘审讯人员’辱骂他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想打倒周总理。在迫害金仲华的过程中，江青的恶意中伤起了直接作用。她的每一句话都被那些爪牙们奉为圣旨。张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