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部分

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要做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必须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在连续不断的困苦和危险中，他从不低头。他是一个决心不断学习的人，他克服了自己早期的幻想和失误。

    在推翻清廷的斗争中，他因单纯依靠军事手段举行武装起义多次失败而认识到确定政治纲领、建立政治组织的重要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民国，但一个独立、进步的中国仍然没有出现。他从中悟出了更多的道理。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赢得了初步胜利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但当它没有决心去满足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要求时，它就失去了这种支持。应该把社会和政治问题放在首位。

    孙中山出身贫苦，所以他一直同情贫苦和受压迫的人。他在革命行动中无所畏惧，个人生活则十分简朴清廉。他走过的道路上充满了惨痛的失败，但他从不绝望。

    “他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严肃的探讨。当他发现他所建立的政党都缺乏坚实基础时，他并不畏缩。……他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革命只能依靠那些最迫切要求解放的人，即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他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就不再为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漂亮的装饰所迷惑了，他看穿了这不过是骗局。今天，反动派力图欺骗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青年，叫他们不要搞革命，不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些都已经‘过时’了。……但四十多年前孙中山已经得出结论，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已过时了一百年……”

    宋庆龄在这篇讲话中还谈到了孙中山的国际主义，他同亚洲各国革命党人的合作，以及在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威胁要干涉中国时，他向驻华外国军队的士兵发出呼吁——所有国家的老百姓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

    孙中山在晚年从他一生经验中归结出三件必不可缺的要务，即；在国内联合中国共产党、在国外联合苏联、在各地扶助工农。

    “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在另外一段中，宋庆龄还提到了以后被称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这一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获得解放，我们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坚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使我国在各方面实现现代化，并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在讲话的最后一段中，她又提到“我国人民……鼓足干劲发展生产和攀登科学、教育和文化的新高峰。”

    当时那种极端复杂的形势可以从她三天后所写的一张私人便条中看出来：

    “我很想请所有帮助我准备这篇讲话的人来吃一顿饭，随便聊一聊，但现在不是时候……”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1966年11月15日。两人都参加了有关这一讲话的研究和校对工作。

    她的这篇讲话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起草，定稿后曾送周恩来审阅同意。

    这是她在长达六年时间中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她的下一次公开讲话要到1972年。）

    （四）宋庆龄同刘少奇

    这次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也是刘少奇一生中最后几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之一。他是纪念大会筹委会主任，并且作为国家主席在国家和党的地位上比在场的任何人都高。但在官方报道中，他的名字却被降到在第七位，世界闻名的朱德总司令则排在刘少奇的后面。

    这些羞辱人的做法显然是故意的——部分原因是从8月开始的、因“文化大革命”而改组中央领导班子的结果。就刘少奇而言，名次的变动只是他被彻底整垮的前奏，对朱德则是作为一种惩罚，因为他没有参加极左的大合唱（红卫兵已贴出大字报，把这位革命老英雄骂成没有改造好的军阀）。

    宋庆龄已经意识到乌云正向刘少奇压去。她的一位女同事罗叔章回忆道：“1966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她。她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一个国家副主席居然要靠从街上拾到的传单来了解国家主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奇怪的时代的又一个特征。

    宋庆龄对刘少奇很熟悉。他们分别是国家主席、副主席，又是中苏友协总会（在一个长时期中是重要团体）的会长、副会长，所以在建国以后的17年中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她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是对刘少奇表示的；她1953年1月在莫斯科最后一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