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部分

九三四年二月，彭绍辉接替他任红三十四师师长。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至于他的妻子曾玉，原是留在苏区的，是她自己拼着命跟着部队走，千辛万苦才追上来，找到了丈夫。李德骂周子昆是“萧劲光第二”，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据伍修权回忆：“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博古对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毛泽东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周子昆后来在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一九四一年牺牲于皖南事变。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日趋活跃，开始抛头露面了。

    西征开始的时候，尚未从恶性疟疾中完全康复的毛泽东，是躺在中央纵队的担架上过来的。他这个“加里宁”，本来就是个空头政府首脑，离开了中央苏区，连政府也徒有虚名。行军之事，“三人团”主宰着，容不得他过问。不过，这么一来，他倒有时间跟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以及在同一队伍中的张闻天经常交换意见。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央红军的命运。在发生福建事变时，他曾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遭到拒绝。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即将西征之际，毛泽东给中央军委去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他的建议，又遭拒绝。

    在冲破国民党部队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对李德的指挥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指出，由于李德指挥失误，部队失掉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李德也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里，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中”，但李德辩解说，这个错误是由于“没有地图可循”、“情报侦察的不准确”造成的。

    李德注意起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李德十分恼怒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因为毛泽东“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李德：《中国纪事》，第一百一十九页，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

    湘江大败之后，毛泽东马上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过了湘江之后，红军的指挥权虽然仍在“三人团”手中，但“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第二百八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之后，损兵折将，虽然过了湘江，蒋介石军队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答应稍微安定时召集会议，加以讨论。甩掉尾追之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进大山之中。所幸广西东北部有的是高山，何况那些沉重的印刷机、造币机之类，早已被扔在湘江东岸，红军的步履反而变得轻捷起来，就连那位唯一获准坐着轿子参加长征的“大知识分子”傅连暲，也不得不把轿子扔在湘江彼岸，怯生生地爬上了马背。

    进了山，路变得又窄又陡。傅连暲回忆道：一天下午，部队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这条路只有二尺宽，一边靠山，一边临河；山是一座高山，河又是一条大河，河面很宽，水流也很急，老远就听到河水哗哗地流……我骑着马走在这条路上，眼睛往河里一看，就好像站在高楼顶上往下看了一眼一样，不禁有些头昏眼花，连人带马跌下河去……傅连暲：《长征中的雪里送炭》，《解放军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幸亏，傅连暲掉在河边，水浅，被战士们救起。那匹马连同马背上的被子，全被激流冲得无影无踪。从此，这位“大知识分子”学会了步行行军。毛泽东把自己的被子让给了傅连暲，因为这位“红色华佗”曾是他的救命恩人。毛泽东裹着一床薄薄的毛毯，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

    红军进入了高高的“老山界”（地图上叫越城岭），这才算把尾随着的国民党军队甩掉了。陆定一写了散文《老山界》，如今被收入中国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夜里爬山，“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最陡处，“几乎是九十度垂直的石梯，只有一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如此悬崖峭壁，担架无法通行，不论是患肺病的邓颖超、挺着大肚子的贺子珍，还是上了年纪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都是一步一步爬上去的……唯有身健力壮的康克清，在回忆长征时，说就像散步一样走了过来！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1

    红军在桂东北高山密林中钻行，每个人的帽子上、背包上都插着树枝，以躲避不时在山上盘旋的国民党飞机。就在这些日子里，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忙得不可开交。他刚刚赢了湘江这一局，就赶紧“洗牌”，布好新的阵线。他在十二月二日，就已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