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

团，突然冲往南昌百花洲，包围了那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了“AB团”骨干三十多人。段锡朋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这样，“AB团”作鸟兽散，从此销声匿迹。

    段锡朋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大学校长，一九四八年病死于上海。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伪造毛泽东亲笔信差一点惹起大祸　2

    本来，在“AB团”总部被捣毁之后，“AB团”也就画上了句号。可是，在一九三○年三月至四月间，在江西莲花钱山，发现了所谓“改组派AB团”。接着，五月，又在安福西区、纯化兴国破获“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八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又称，“破获他们大批组织”。中共赣西南特委在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发出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提出“改组派AB团”是“红旗下的奸细”，必须对他们“实行赤色恐怖”。九月二十四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又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指出“‘AB团’在赣西南有了数年的历史，他们诡计百出的混入我党及各政权机关，希图暴动起来，夺取政权……”这样，肃清“AB团”的声势越来越大。十月，红军攻下赣西南重镇吉安时，在城里发现几年前的“AB团”旗帜、印章，更使“AB团”问题引起注意。

    中共赣西南特委把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那里的团特委发行科朱家浩“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首先被怀疑为“AB团”分子。于是，对他实行逼供：

    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组织赣西南“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和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统统供报出来了……（中共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如此“软硬兼施”、“严加审问”，使朱家浩乱供，使谢兆元乱供，使一大批被“捉拿”的人乱供，造成了“AB团”满天飞的局面！

    中共赣西南特委把这逼供的结果写成报告，送给毛泽东，把毛泽东也弄糊涂了，以为那里的领导机关真的“多数为‘AB团’所充塞”，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十四日）。并把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周以栗也被弄糊涂了，以为“赣西南党团的最高机关”“充满了‘AB团’”（《周以栗致湘东特委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十九日）。

    十二月七日，总前委派出了李韶九作为特派员，前去吉安东固领导肃反。

    李韶九此人，原在程潜的第六军五十四团四连担任指导员。八一南昌起义时，他成了俘虏，加入了朱德部队。当朱德部队在东江失利后，他又重新回到国民党部队。半年后，再度加入红军，来回摇晃于红白之间。

    李韶九一到东固，在他看来，简直遍地是“AB团”。在十二月七日到达，至十二月十日晚，短短四天之间，他竟在那里的中共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三个机关中，逮捕了一百二十名“AB团”嫌疑犯，而且把其中五十多人处决晓农：《李韶九与AB团》，《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六期。用今日的语言来说，李韶九此人搞的，乃是“肃反扩大化”！李韶九又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驻扎在吉安富田的红二十军，逮捕了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说他是“AB团分子”。谢汉昌又乱供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不过，刘敌和李韶九都是湖南嘉禾县人，看在同乡的面上，李韶九找刘敌谈话，指出他是“AB团分子”，却没有逮捕他。

    李韶九押着谢汉昌离开富田去东固时，十二月二日，刘敌便召集第一营的干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抓我们。”于是，刘敌率一营去东固抓李韶九。李韶九逃掉了。刘敌释放了谢汉昌，释放了一大批被抓的所谓“AB团分子”，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的段良弼等。这一事变震惊了苏区，史称“富田事变”。事情闹大了。段良弼、谢汉昌等以为李韶九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来的，便带着红二十军过了赣江，到永新、永阳一带，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事情越闹越大。段良弼、谢汉昌他们要制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和朱、彭、黄、滕的矛盾，造成分裂，于是想出了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内中有个名叫丛永中的，平日喜欢模仿“毛体”，此时派上了特殊的用场：伪造毛泽东亲笔信。就这样，彭德怀和朱德都收到了那奇特的“毛泽东亲笔信”。所幸，彭德怀、朱德都察觉了这一诡计，没有上当。那时，红军正面临着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如果彭、朱中计，红军分裂，马上就会被蒋介石所击破！关于“富田事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当时“答辩”的一封信中指出：实行挑拨离间，竟不惜一面说出要勒招朱、彭、黄、滕的罪状捕杀朱、彭、黄、滕，一面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