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在法庭上，华尔顿一见到陆海防远远走来，便怒不可遏，第一次在法庭上开口，用英语向陆骂了一声“叛徒”。陆海防吓得直哆嗦，连站都站不住。接下来华尔顿便一言不发。

    接下来审理黄维佑、蒋浚瑜等人。

    黄维佑决心设法搭救年轻的蒋小姐，她在法庭上滔滔不绝，把蒋浚瑜的受指控的所谓“罪行”全部包揽下来，为蒋浚瑜开脱。黄维佑机智、勇敢、舍己救人的行动，使蜷缩在法庭一角准备当面作证的叛徒陆海防也发了呆，也许他感到内心有愧，也许被黄维佑的英雄行为所震慑，当法官问他黄维佑所述是否确实时，他不得不频频点头。由于黄维佑竭力承担责任，蒋浚瑜又咬住原来的口供不放。结果，黄维佑被判刑，蒋浚瑜被无罪释放。

    最后审理的结果是，华尔顿判处十年徒刑，黄维佑、王墨磬被判处七年徒刑，而蒋浚瑜只以“年幼无知，受共党利用”，予以无罪释放，“责令家长严加管教”。

    陆海防兄弟的叛变，给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几乎陷于瘫痪。

    由佐尔格创建、由华尔顿一手发展起来的这一深入到蒋介石各军事首脑机关内部达数十人的国际情报组织，被敌人完全破坏了。其中包括核心小组的七八个情报工作人员。而华尔顿所倚仗的三个重要情报关系，刘思慕在逃，陈绍稷被秘密处死，章文先去了苏联。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国际情报史上的一次不小的损失。更关键的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在中国暂时失去了耳目。不过，因此案意义深远，影响极大，也令世人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从此刮目相看。

    最后，让我们关注一下“怪西人案”有关人员的最终归宿。

    华尔顿入狱后，苏军情报总局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方代表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冲达成协议，蒋经国由苏返华，华尔顿也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苏。1937年华尔顿（勃罗宁）被关押期间，红军总参侦察局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1938—1940年勃罗宁在侦察局总部机关从事对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敌后派遣工作，1940年授上校军衔。1940—1941年在工农红军总参高等侦察学校任教，1941—1949年任斯大林摩托机械化军事学院外语系系主任，1949年9月被内务部逮捕，判刑10年，1955年4月平反。后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著有《我知道佐尔格》、《苏军装甲机械化部队》等书，是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9月病逝。

    黄维佑，1937年9月获释后，立即和丈夫王墨馨参加八路军。1942年6月，在太行山战役中遭日寇围攻，投崖壮烈牺牲。

    蒋浚瑜，1936年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参加共产党。解放后在北京外贸部工作，现已离休。她是“怪西人”案唯一健在的地下工作者。

    陆海防、陆独步，叛变后都成了军统特务，专门搜寻他们所认识的国际组织的情报人员。陆海防后改名陆遂初，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客死孤岛。陆独步，在全国解放后到处藏匿，肃反时期被我公安部门查获法办。

    从1933年到1935年，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佐尔格的继任者约瑟夫·华尔顿（勃罗宁），使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苏军总参四局中国情报站）的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情报人员遍设各大城市中，以上海为中心，西至南京、南昌、武汉；北到开封、天津、北平、太原、奉天、哈尔滨；南到香港、广州。这些大城市都是国民党政权或占领军的战略要地。情报组织的工作渗透到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中央党部乃至个别的省党部，在军事机关中渗透到南京警备司令部、武汉、南昌、北平的蒋介石行营、太原阎锡山的司令部。同时，也渗透到日本侵略军的情报机关，直接参与了反法西斯的战斗。

    据不完全统计，情报组织中专职和兼职人员发展到183人。除专职人员领取最低的生活费外，兼职人员都不要任何报酬。

    第三章　谍海女杰

    第1节　在等待中工作

    上海往事

    1930年秋，在满洲里开往大连的东方快车上坐着一位端庄的欧洲女子，她就是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身旁那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罗尔夫，此刻二人一起被上级派到中国执行秘密任务。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从长春开始，沿着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天，他们才来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还有一千公里路程。

    甫一抵达上海码头，汉布尔格就为十里洋场的状况所震惊，一面是灯红酒绿的都市奢华，一面是贫困饥饿的底层现实。在一个欧洲人的眼里，这种巨大的贫富反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先期抵达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瓦尔特，身着浅色麻布上衣站在码头上，软木遮阳帽盖着他那棕色头发，旁边是他那时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欢迎和问候。双方互相拥抱，亲热地交谈，说笑着走向迎接他们的轿车。

    汉布尔格暂时住在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