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部分

备与北京外交脱离关系，也就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他们还怕电报吓不退唐绍仪，准备采取派人到天津查帐的实际行动，威胁他不敢到京就职。实际上，这个电报是由张勋、倪嗣冲两个人包办的，各省军阀代表有些是随声附和，有些表示了不同意的态度。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代表表示要向本省长官请示后才能决定签名与否，倪嗣冲就站起来大声地说：“你们不能代表，就让我来代表吧”，即提笔代为签名。因此，冯国璋、李纯、王占元都通电否认同意列名，并且撤回了他们的代表。冯国璋派代表到北京声明此电未经本人同意。这是长江三督在北洋派中另树一帜的一个开始。

    9月25日，唐绍仪通电辞去外交总长。他在电文中痛斥张勋说：

    “张勋盘踞徐州，形同割据，弁髦中央命令，官吏由其任免，赋税由其征收。近且搜集逋逃，号召徒党，以悖谬不法之言论，干犯国会尊严，以无稽之谈，肆诋司法总长，勒令解职。”

    电文附带指责北京政府对广东问题处理不公：

    “龙济光督粤三年，纵兵殃民，奸淫抢掠，甚于盗贼，以为政府曾奖以有世界眼光，故虽奉明令解官，而延不交代，肆为无理之要求。近虽交印，而仍占据孤山，勒索巨款，以各独霸琼岛之需……。李烈钧以肇造共和、矢忠民国之人，滇南起义，投袂而兴，间关万里，转战名城，乃其结果不及一残暴冤酷之龙济光，烈士灰心，端人解体。”

    唐绍仪的辞职电发表后，黎派府秘书长丁世峄到天津加以挽留。唐本来无意于到北京参加段内阁，其外交总长一职，是由黎提名，他由上海动身到天津来，也是受黎的邀请。他一到天津，就知道北方的空气对他十分不利。段认为：黎坚决邀请唐入阁，只是为了夺取内阁总理，因此不惜采取种种手段，阻止唐到北京来就职。

    段利用徐州会议打击了政敌唐绍仪，但是这个武器反过来又伤了自己。在督军团猛烈攻击唐绍仪的同时，徐州会议还讨论到内阁问题，张勋主张推举徐世昌组织内阁，段应退为徐内阁中的陆军总长。张勋排斥段内阁具有两种用意，第一是与段争夺北洋派领袖的地位，第二是要利用徐世昌为清室复辟开辟道路。因此，徐州会议在北洋派内部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张勋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

    徐州会议还存在张勋与冯国璋之间的矛盾，这两个人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好的。冯派代表参加徐州会议，并不是甘心充当张勋的助手，而是利用徐州会议酝酿政变，企图夺取总统的地位。但张勋自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卒，没有取得他的同意，冒名签发电报，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与自己一系的李纯、王占元等都撤回了代表，表示了长江三督和徐州之间的不合作的态度。

    张勋与其他各省军阀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由于张勋妄自尊大和独断独行，各省军阀敢怒而不敢言。张勋每发表一次意见，各省军阀只能随声附和。一次，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同意电报来迟了一步，他就大骂李破坏北洋团体，影响盟主威信，吓得李来电谢罪，并且委过于秘书办稿太迟。后来北京选举副总统，张勋命令各省盟员通电为徐世昌捧场。李很快地就有回电说：“与其推戴东海（徐），毋宁推戴我帅”。

    这时候各省北洋军阀纷纷仿照前清督抚的成例。称为“某帅”，只有张勋一个人称为“大帅”。由于大盟主的威风越来越大，除了退盟的长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员逐步地下降为他的应声虫。其中有些恬不知耻地建议以后不必召集会议征求同意，一切问题经由盟主决定，大家无不乐于服从。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盟员对盟主的反对是越来越深了。

    “大帅”驻节的徐州，有时成为政治避难所和各种各色政治野心家进行阴谋活动的“市场”。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缉的帝制犯顾鳌、薛大可都被“大帅”聘为机要秘书。张勋还有电报邀请杨度、孙毓筠等全部被通缉的帝制犯都到徐州来，北洋派有关的下台军人政客如陆建章、阮忠枢、龙觐光等都被“大帅”礼聘为高等顾问。暗杀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帅”的座上客。9月27日，号称“文圣”的保皇党魁康有为应“大帅”的邀请，也到徐州来进行活动。

    徐州由“中华军国”向前更迈进了一步，成为复活“大清帝国”的半公开活动场所了。因此，全国人民对徐州会议一致表示愤慨，南方五省督军也有通电加以斥责，黎一再促请段内阁制止督军团目无法纪的行为。

    9月29日，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军人开会干政的命令。命令说：

    “近有少数之人，每囿一隅之见，或组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逋逃亡，托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之名，实召亡国之渐。……若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国法具在，公论胥存，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亦不能不筹所以善后也！”

    这是北京政府敢于公开谴责各省军阀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绍仪的外交总长，这就说明北京政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