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部分

盟援助中国的伤员。（参见第十五章）中国的朋友成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成了中国的朋友。

    除美国友人外，她也记得其他国籍的友人。王安娜在同她原来的中国丈夫离婚后，在德国重新结了婚。在“文革”中，她突然听不到她留在中国的儿子的消息，非常忧虑。安娜托人来向宋庆龄打听。宋庆龄回复说：

    “……我无法知道他的地址。我劝你别去打听了，因为他同他的父亲看来都‘消失’了。”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2年9月18日。下面的另一信是1977年6月1日。

    宋庆龄说，她想不出有什么道理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确实觉得奇怪，因为我一直把他们看作最可靠的同志。让我们希望他们很快就会重新出现。”

    在这场政治风暴过后，他们的问题也像别人一样弄清楚了，王安娜也担任了德中友协主席，政治上和私人方面的障碍都不存在了，可以重访中国。为此，宋庆龄非常高兴地表示：“没有理由会排斥她的，她为自己曾入籍过的这个国家（指中国）做过那么多的工作！我们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民族。”后来，王安娜真的来了，受到了荣誉的接待——并且不止一次。

    （七）巨人的逝世

    1976年是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的一年。中国失去了三位革命领导人和人民共和国缔造者——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

    宋庆龄对他们三位去世深感悲痛。作为一位革命家，她深知三位的去世将是何等巨大的损失。在公众场合，她参加了他们的治丧委员会并专程从上海赶回北京向他们致最后的敬意。在私人通信中，她称他们是“我所爱的朋友”、“三位极好的朋友”、“（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兄弟”。①

    ①第一句见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77年2月19日；第二、三句见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7年3月12日。

    周恩来去世不久，她在1976年2月24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

    “我必须回上海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第二年发表的《怀念周恩来总理卜文①中，她概括地称颂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回溯到周恩来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她接着叙述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长征和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是她同周恩来在40年代在重庆的会见：

    “在那些岁月，通过谈判的方式揭露中国的反动派，是一桩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40年代初期，周恩来在重庆曾为了我的工作的问题来看我。那时他经常处在危险之中，但他表现得英勇顽强，充满信心。”

    在新的历史阶段：

    “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根据他的建议，在新的情况下，我把‘保卫中国同盟’转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现名‘中国福利会’）。1945到1949年，这个机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为劳动人民办了一些福利事业，同时尽一切力量把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输送到解放区，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更广阔、更全面的工作中：

    “党、军队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周恩来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导致1949年胜利的最后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