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部分

美国世纪”。

    宋庆龄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

    “此刻你大概已经知道史迪威将军离去的消息了。他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做了那么多事情。……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最富同情心、最讲求实际的外国人之一。我们全体人民都很热望他。F．D．R．（罗斯福）在召回他这件事上向我们的皇上（蒋介石：让步了。……这位善良的老将军……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在这里（中国）组成一条UF（统一战线）并打破可恶的封锁。接替他的新人（指魏德迈）是亲英的，只会充当那个皇上和这个皇上的听差。

    “我担心从此以后抗战大概将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目前日本人正在全面推进，我们也许要退到新疆去了。”①

    ①据威廉·D·莱希的战争回忆录《身历其境》（英文），莱希（1875—1959）是罗斯福的生死之交，1936年晋升海军上将，1941年美国参战后任总统私人参谋长，1944年获授美国最高军衔海军五星上将，次年随罗斯福参加雅尔塔会议，1949年退休。

    又据C·F·罗曼纳斯及R·萨瑟兰合著《中央情报局内时间已过》（英文）。两书均引用了谢伟思书，第304页。

    美国海军情报部的米尔顿·梅乐斯海军少将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关于中国预期将打内战的话是在对日战争结束前几个月说的，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约4个月之后，她在给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中流露出她当时的心情（杨已与史迪威一同回国）：

    “约翰·D（戴维斯）同我一起吃了晚饭，Y．K．Sze（斯义桂，著名中国男中音歌唱家）饭后唱了歌，但……我们都深深地沉浸在阴郁的思虑之中。约翰已去莫斯科，这个职务的变化对他是一种升级（在意识形态上说！）J．S．（谢伟思）回来了，但他可能会遭到类似的命运，因为他也染过颜色了，染得很深。

    “A．C．W．（魏德迈）将军和P．H．（赫尔利）将军可能这几天就回美国去，所以你会听到所有的消息了。报上将多少会登一点不容掩饰的事实，但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像‘乔大叔’（史迪威）离开时那样闹得最后使人如堕五里雾中。

    “人事变动无关宏旨。这一点在我们两个国家都一样。这是一种彻底瘫痪的局面。”

    谈到国共谈判实际中断，她说：

    “周恩来昨天又回延安去了，大家都很失望，我相信他自己也如此，因为在他那些人中，他是最有耐心的。CP（中共）不会愿意把他们的军队置于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而KMT（国民党）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周行前发表谈话，重申希望国民政府首先释放政治犯（爱国人士）、废止一切压迫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撤走包围边区的部队。

    “目前情势看来是漆黑一团、令人沮丧，正像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那样。（还记得不？）也许会又一次找到一条出路，但这一次有一个对局势起作用的新因素——美国。我们还必须打赢这场大战，如果中国是分裂的，中国人民既不团结、又不自由，那末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不能赢得胜利。这场解放的战争是一场复杂的战争——不仅在中国是如此。”①

    ①同注52，1944年10月28日。魏德迈在接任史迪威的职务之前是由英国领导的东南亚司令部（SEAC）的美国代表（司令部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史迪威认为，魏德迈认同了SEAC的目标，即：在亚洲恢复战前帝国统治，避免任何可能加强中国的行动，以免危及亚洲的殖民主义，特别是在香港。这是英国从邱吉尔以下都在执行的战略。

    尽管情况复杂，她看来对于美国可能转而支持中国实现团结还保留着一点信心。这从前面所引她在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另一信中欢呼罗斯福第四次连任可以得到印证。在史迪威事件之后，罗斯福确曾对斯诺说过，“我一直在同那里（指中国）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想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能把它们拉在一起。”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美国理查德·杨，1945年2月17日。戴维斯被调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因为赫尔利决心把他从中国撵走。关于谢伟思，宋庆龄的话可说不幸而言中了。调回华盛顿后他被抓起来，后来被解除外交工作，多年以后才得以复职。再往后，他才被公认为当时采取了正确的

    那末，怎样来看待罗斯福的立场和行动的变化？他起初看来是站在史迪威一边的，后来又似乎屈服了——为此，直率的“乔老倔头”（史迪威的绰号）称他“老橡皮腿”，①但在撤掉史迪威职务后不久，他看来又转了方向。有些作者把这一切看作是策略而不是软弱。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美国取得了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罗斯福要保持所有的关系和考虑所有可能的方案。他的主观愿望是：国民党的存在有赖于美国，所以美国可以促使它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如果看到美国是唯一能迫使蒋介石和解的外力，又是唯一可向他们提供战后经济援助的来源，会变得不那么革命。美国的总目标是防止他们靠拢苏联。至于苏联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