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说，大概就是这些吧。我又追问，是什么人给副部长打来的电话，书记说他也不清楚，反正是上边有人吧。

    我问：上边打电话的人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组织？书记回答：当然是代表组织了；我又问他，你这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他也立刻回答当然是代表组织了。

    于是，我就诉说了在北京有人给各大报社打电话通知不许记者刊发涉及到张建伟侵权的消息和文章。我说得有些激愤，书记只是默默在听，也不表示什么。后来，我说：副部长的电话指示已经晚了，因为我的发布会已经在北京开过了，我刚从北京回来；我也诉诸法律了，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至于说，这个官司怎么打，现在已经不取决于我了，只能看法律了。

    书记想了想说，那我就如实汇报吧，反正你已经诉诸法律了。说完，他又说了一些希望我安心工作，抓好刊物之类的话。

    我起身要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突然问他：假如有人采访你，问你如何看待这起抄袭行为的话，你会怎么说？

    他马上说，我不表态，别找我。

    我说那不行呀。你是领导，你还是名作家呢，你对于这种侵权行为总不能没有个是非观念吧？何况，你总得有个起码的看法吧？

    我这样一激，他才说，我对抄袭一向是鄙视的。

    书记是我们公认的好人，但是，他对于这种事情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他并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我。自己的部下，自己协会的作家遭到侵权，作为一级组织来说，应该采取的态度在我的感觉中，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吧。相比之下，作为侵权的另一方，却有着强大的“组织”在庇护他。即使是他所供职的报社，也有人在支持着他。有据可查的是，在开庭之前，他们报社有位副主编兼副社长带着两个人为了替他取证，不远万里奔波，去柴达木去四川，找到柴达木的当时的有关领导，希望人家出证，以减轻侵权者的责任。这位副主编可真够尽职尽责的了，他作为证人在法庭上出面时，竭力为张建伟开脱责任，那份热情可真够可以的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打官司的滋味儿（9）

    我不知道如果《中国××报》的广大有新闻良知的人们，知道了这位领导的袒护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我更不知道上边我曾引用的那些网友们知道了这种情况会写出什么样辛辣的讽刺话语。但是，我所知道的是，这种袒护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毕竟我们已经加入了世贸，我们已经三令五申强调了维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如此一个大报“领导”，如此一个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名记者，写的又是一部有着重大影响的英模的书，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难道就可以用行政手段干预得以解决？！而这种行政手段与我们飞速发展与世界接轨的国度，有着怎样的不谐调？何况这样做，对于侵权者不是更加助长了其错误吗？好像他侵权侵得有根据，侵得合情合理，侵得有情可原，侵得很有仗势！

    令我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接连发生着。这种袒护真不知要到哪天才能停止。我不理解，为什么在法院一审开庭时，国内许多报纸给予报道，而北京的媒体只有一家晨报给予了关注，但消息发出来之后，《中国××报》居然有人打电话表示了对这家刊发消息的报纸的不满，还说

    什么都是新闻媒体的，不该这样云云；而另一家北京百姓喜欢的晚报，记者已经写好了文章却发不出来。直到一审有了判决之后，这家深受北京老百姓喜欢的报纸仍然发不出来消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记者说，领导不同意发。理由嘛，自然大家都是媒体，就应该互相关照。

    这种“官官相护”“报报相庇”的做法，与我们的时代是多么地格格不入。有着这种意识的人，怎么能够面对真实？怎么能够体现你的新闻道德和职业素养？换句话说，还怎么能够让平民百姓相信你？！

    怪不得张建伟如此牛气，请看他在答辩状中是多么地理直气壮吧：

    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是我接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团中央）等单位的委派，为宣传秦文贵的先进事迹而创作的，是职务行为，应由团中央承担责任。……而且为了尊重刘元举的著作权，我曾向青海油田的负责人提出请他和刘元举打招呼，青海油田的负责人也确实和刘元举打过招呼了，刘元举是知道此事的，故我不构成侵犯刘元举的著作权，请求法院驳回刘元举的诉讼请求。

    油田的负责人确实与我“打招呼”了，但是，那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的《蝉蜕的翅膀》一书已经发行了多日之后，而不是在他写作的时候，这是既成侵权事实之后的“打招呼”，何况作为油田负责人怎能有权利许可我的著作权让你使用（我在这里先不用抄袭一词）？何况，人家什么时候同意你抄袭？同意你侵权了？你这不是强加于人吗？你这种做法很不道德。因为你是知道抄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却将这种不轨行为导致的责任一开始就别有用心地推给了人家。仅从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你有多么地不厚道！由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