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部分

段的工作进行测量、比较、分析和评价，找出工作中的不足，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总结经验教训，以此作为以后工作改进的依据。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接着，红军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

    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是一次控制纠偏的杰作，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红军随后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指挥下，经历“四渡赤水”之战，很快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在组织控制中，事中的控制主要有监督和指导两项职能。监督是按照预定的愿景、使命等标准检查组织的运作，以保证目标的实现；指导是对组织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导下属改进工作，或与下属共同商议矫正偏差的措施，以使工作人员能正确地完成规定的任务。

    事中控制兼有监督和指导两项职能，可以确保工作能够按照预期计划进展，确保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能够得到及时改正，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

    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就属于这种事中的控制纠偏，它体现为一系列的过程控制。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但是，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思想，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尚未肃清，党内仍然存在着党风不正、学风不正和

    文风不正的问题。

    而且，抗日战争以来，共产党吸收了一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941年5月~1942年2月）是准备阶段，即高级干部整风学习阶段。第二阶段（1942年2月~1943年10月）为全党整风阶段。第三阶段（1943年10月~1945年4月）为总结历史经验阶段。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两个目的。整风的方法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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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控制：把握航行的方向（3）

    延安整风在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次大的控制发生在文革十年之后，邓小平同志主持发起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思想路线的自我教育运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对反思文革和传统的一次事后控制，同时对即将开展的改革开放来说，也是一次事前控制。

    事前控制是工作开始之前提前作出应对准备，是工作开始前就进行的控制。这种控制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可以预先告知组织成员，促使他们从一开始就采取各种预先防范措施，预防或尽可能地减少偏差和失误的出现，从而把念头和失误可能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事前控制的目的是在工作之前就问题的隐患提前做好准备，要“未雨绸缪”，做到“防患于未然”。

    这场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个人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