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部分

，我们怎能没有警惕性呢。”

    “我们的行动必须出诸我们自己的选择决定，而不是被牵着鼻子走，尤其是金门马祖的事。”

    “主权尚属我的时候，我们对于将来一切将受控制于人的做法，无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都不要有所承诺。”

    “怎样对付外人的威胁利诱呢？决不能让步，稍做让步，今后的处境势将更困难。”

    据说，蒋“总统”面对美国的得意忘形和国人的沉闷沮丧，当时便对违心同意了将“非凭藉武力”写进“公报”很是后悔，也感到过于爽快、轻率迁就了杜勒斯，致使“公报”文本的措词与他会谈讲话的原意出入甚大，幸亏在中英文的表述上多长了一个心眼，给自己的解脱留出了一扇小门。他吩咐：人民现在对我们有误解，思想上不清楚，大家都要站出来讲话，不要让美国人将解释权全拿了去！

    台湾驻美“大使”叶公超站出来说话了，他说：应该澄清若干误解，关于“非凭藉武力”，“公报”的意思是强调政治基础在反攻大陆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强调“不使用武力”。他又说：没有一个国家既保存军队，而又放弃使用武力的。说中华民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用武力的解释与“公报”上下文的含义完全不符，事实上，“公报”绝未妨碍“中华民国”在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力或在大陆上发生大规模起义时使用武力。

    如此说来，尽管有了“公报”，但“中华民国”在某些情况下仍可对中国大陆使用武力，当然，对“某些情况下”的解释权又全在台湾。那么，这一纸“公报”还有什么约束力，还有多少实际意义呢？叶公超话音刚落，西方舆论，尤其美国一片哗然，有些报刊甚至把“骗子”、“奸商”、“滑头”、“无赖”这样一些最尖刻的字眼加诸蒋介石的头上。

    面对记者尖锐的诘问，杜勒斯一脸愠色，语调阴沉，他似乎是相当不耐烦地说：无论“中华民国”作什么样的保留，实际上他们用武力来取胜大陆的希望是不大的。在台湾，蒋总统已经明确向我表示了不会对大陆使用武力。我认为，他如果想在某种情况下重新获得这项权力，那么，他必须事先得到美国的同意。

    蒋“总统”闻知此言，暴跳如雷，怒不可遏，一巴掌拍得桌面山响：“娘希匹，岂有此理！”他指示：要坚决地予以驳斥、澄清！

    这次轮到“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挺身而出了。他发表讲话：虽有“公报”，我“中华民国”仍有权对中共使用武力，以协助大陆人民革命。而我如对中共使用武力时，大概是没有时间去同美国商量的。

    香港一家亲台报纸无可奈何评说：“听说双方一致了，联合公报也签了字，而仍在继续争执，互打耳光，华盛顿、台北间的这般打闹剧，全世界外交史上也不多见。”

    1958，毛泽东并没有制造美蒋间的矛盾，但他的纵横捭阖谈打行止，无疑使美蒋间固有的矛盾凸显和加剧。当结果与预期基本上吻合时，毛泽东决定拉那个正在外交泥淖中扑腾挣扎的老朋友一把了。《再》文，可以视为是抛向老朋友的用真诚和善意的橄榄枝编织的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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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3日，毛泽东将那份于吵闹声中艰难面世的蒋杜会谈“公报”连读数遍，用红笔在“非凭藉武力”处划上横杠，吩咐道：告各位常委，研究一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主谈。夹在他右手食指与中指问清缕发急的香烟，由长变短，又由短换长。随着火蒂不间断地明灭闪烁，两个时辰下来，灰缸中的残烟砌了墙。这是他的习惯，凡遇好题目，他都会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为思维和情绪助燃。

    有人形容，炮打金门，与其说是毛泽东书就的一篇文章，勿宁说更像他从事了一次化学实验。写文章从起笔就需有完整缜密的腹稿，而化学实验是很难预设结果的，唯有通过投入各种试验材料，方能得知实验客体究竟会发生何种变化及反应。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毛泽东一次次将打与拉、打与谈、惩罚与规劝、明训与暗助，有节制的猛轰与有条件的停火，有意识的分化与有诚意的争取交替使用，结果他看清了美蒋同中有异的利益心态，看到了对手殊难调和的冲突矛盾。他并末预卜敌营将发生何种变化及反应，但他显然乐见敌营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及反应。

    毛泽东的发言是从批评开头的，因为“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看到敌人内部正在发生变化”。他批评的对象是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咎由自取》的社论，该社论用较多篇幅强调了美蒋相互勾结的一面，认为蒋、杜会谈是在唱“双簧戏”。毛泽东说：社论的观点不符合事实，书生气足了一点，对中央的方针理解片面，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的共同性、一致性。而实际的情况是，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不欢而散，这完全不是什么唱“双簧戏”。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尖锐而语调和缓，意在告诫同志们：只有客观求实地分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