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谊。在适当的时候，他就提出，把每个月的做货情况平均化。也就是说，不顾事实上每个月接单多少，都按上年的平均盈利情况来上报给董事会。这个月的单量要是多了，就算是已经做出来的货，也要算到下个月的数里面。那样子，利润总是保持在中庸位置，他不需要月月口头检讨、书面报告了。

    老总这种不负责任的偷懒行为，导致了我们工作量的急剧增加，也着实考验了我们处理数据的能力，还锻炼了各部门之间协同作战的能力，也证明了我们的忠诚度——谁都没有将此事透露给会计部的任一人员。做假要做得像真的一样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一个全盘的统筹人物，但包括老总自己，都不想做这个统筹人物，他只有一句话：“你们的数是平的，没有破绽就行了。”为了没有破绽，我们频繁地开会，对数，让每一工序的数据看上去都合情合理，十分完美，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在统筹这盘数。

    业务部的人很尴尬，这个月送出去的货，要人家先不要盖章，到下个月再盖验收单。客户觉得我们脑子有问题，人家送了货都想急着收货款，恨不得在月底前就将货全交全了，无须再被延一个月才付款。唯有我们在积极地提请人家延期付款，真是笑掉了客户们的大牙。

    老总任期两年，两年之后，换了新老总，我们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大家心照不宣地不将这件事情说给新老总听。其实，

    我们心里面挺感谢旧老总在过去两年中对我们的数据操练，让我们懂得了“完美”的做假方法，知道了协同合作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这帮所谓部门的头头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公司就有危险了。那段时间，集团里正大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不知道我的同事们有什么心得，于我，总是有点想冷笑，虽然我听教育讲座的时候也很认真。

    我的朋友阿延总是要我们谢媒，我告诉他，让我们走在一起的，只是因为我的老总那可爱的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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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老总的虚荣

    每年年底，我总是会为一件事情着忙，就是公司的每年成立庆典。很巧合的是，公司成立的日期与我的生日是同一天，于是在这十余年中，我总是和公司一起过着生日，公司是一年年地成长，而我是一年年地老去。到我二十七岁那年，公司成立八周年，老总说，八是个好数字，我们请新闻单位给我们来宣传一下吧，你去找个记者来。我的老总他有点虚荣，他快退休了，他想在他离开前留点口碑，所以，他的虚荣是可以理解的。

    我并不认识什么记者，但我认识政府机关里搞宣传工作的人，于是我去找了个熟人阿延，请他找个记者来给我们写点东西。他很热心地帮我的忙，他和那个记者都在我所邀的贵宾名单里面。阿延向我邀功道：“记者不好请啊，后来，我把你给夸奖了一番，特别强调你还待字闺中，他就答应来了。”我听了笑笑，多好色的记者啊！

    记者果然来了。一个白净且稍有点腼腆的男人，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不敢看我的眼睛。晚宴上有抽奖，他抽中了一辆自行车，送给我。他回去之后写了个新闻发在一版，因为我曾得过一个不起眼的奖。可就是因为那个奖，新闻的主角居然是我，公司和老总反而成了我的陪衬。我把那天的报纸给藏了起来，但还是有很多客户和供应商看到了报道，打电话来贺我。我很心虚，看见老总也有点讷讷，老总居然还对我说：“他那个新闻切入点不错嘛！”这话听在我耳里，很不是滋味。过几天，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收了信没复他。从此不再联系。

    半年后，老总又开始虚荣了。我们公司赞助一份杂志，成为杂志的理事，每年交理事费。杂志社组织理事会成员进行所谓调研活动，老总说他年纪大了，没精力参加这些活动，我便代替他去。那次是参观本市的一家国有企业玻璃厂，在巨大的生产设备上爬来爬去的，我的鞋子当场牺牲。在附近的步行街买鞋子的时候，手袋给抢了。那时我正供楼，是我最拮据的时期，而那天，手袋里还装着我去交房款的钱，以及手机和所有证件，这件事让我非常沮丧。当晚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发呆，觉得特别孤独无助，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我找了通讯录来，好在那时的手机存储量不够大，联系方式都是记在本子上的，我一页页地翻，翻到了记着那个记者手机号的那一页，心想，就找他说话吧，从周年庆典后到现在###个月了，不知他找到女朋友没有呢？于是我打通了他的手机，他好像在一个很吵闹的环境中。他对我说：“手机快没电了，我打过来，我一定会打过来。”

    第二天我们见了面，一个月后，1999年台湾大地震那天，我在结婚证上按了手印，成了他的妻子。

    我的朋友阿延总是要我们谢媒，我告诉他，让我们走在一起的，只是因为我的老总那可爱的虚荣心。

    我们还会在一起，会天天见面，这辈子，怕是分不开了。我们在这十年共职时光中创造了一些故事，我想，这些小小的故事，是我们自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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