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

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说最后一句话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字字斩钉截铁。

    大家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尽管在座诸位对“文革”都有一肚子怨气，尽管他们对“文革”小组里那几个刀笔文人异常反感，尽管他们认为运动这样搞下去不行，但是，还没有一个怀疑到副统帅的居心！他此时红得发紫，已是毛主席身边唯一的副主席，不言而喻的“可靠的”接班人呐！

    可是，陈毅不点名骂的正是他，这又是不容置疑的。

    陈毅不再深谈。他虽然已经看透时局，看穿了一些人的嘴脸，但仍没忘记党的纪律；他有预感，与在座老部下今后恐怕相见无缘了，不愿眼看着他们糊涂上当，故而设下家宴，点到为止。实实在在地只是点到为止，不再多言！一则不能言，再则也无须多言！他相信这些历经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兵，会在今后的风风雨雨中明白他所指的一切！

    陈毅拉开椅子，站起身，高高举起酒杯。大家也都起立，把手中的酒杯举起。

    陈毅深情地环视着这些曾经患难相扶，生死与共的老部下，亲爱的好战友，他充满感情地说：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这是最后一次！”元帅这番话，分明是与即将出征恶战的将军们诀别！

    大家挨个与陈毅碰过杯；一仰头，吞下了这杯烈酒。不管对元帅的指点是否理解，这些非同寻常的话是都铭记心中了。

    恐怕领会最透彻的是叶飞。

    当专机从北京起飞，依次降落在济南、合肥、南京机场时，他一反往日握手话别的习惯，像一位真正的华侨一样，以紧紧的拥抱为每一个老战友送行，并且在每个人耳边只留下三个字：

    “永别了！”

    “最后一次”，不幸而言中！

    1966年10月中旬，参加过陈毅家宴的叶飞、陈丕显、李葆华、曹荻秋等人，下飞机之后便身陷囹圄，直到陈毅逝世，他们仍在监禁之中。他们只能望着报纸上带有黑框的陈毅遗像，望着元帅遗像上那安详、镇定、亲切、自信的笑容，老泪横流，泣不成声；只能在幽暗冰冷的牢房里，默默回忆老首长的临别赠言，回忆着诀别时悲壮的一幕！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对“文革”的一次猛烈开火

    陈毅对“文革”的一次猛烈开火

    罗英才

    1967年2月，北京中南海庆云堂四号院。陈毅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张大红请帖，上书“恭请陈毅副总理出席批判驻外使领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等字样，落款是“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

    在那动不动就“打倒”、“砸烂”的年月，“勒令”一位领导人出席这类批判会是司空见惯的，而使用如此恭敬的措词，则实属少见。

    陈毅的秘书石国宝（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局局长）拿着这张大红请帖却犯了难。

    陈毅确实很忙，除了分管国务院外事口和外交部的工作，“文革”开始后中央指定他分管西北地区，日程每天排得满满的。1月24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所作的“检查”获得通过，成为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他自己知道，“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看见党的传统被破坏，党组织陷于瘫痪，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军队受冲击，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他常常禁不住要讲。

    石国宝对这些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很有顾虑。说是批判驻外使领馆的“资反路线”，到时候谁知道会生出什么新花样呢？尽管如此，他还是如实向陈毅报告了此事。

    陈毅对这些归国留学生显然已有了解，对他们的举动没有提出批评，也没有说到时是否出席他们召开的批判会，只是要秘书通知“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所有负责人来一次，他要同他们谈一次话。于是，安排了2月16日晚上这次重要的接见活动。

    笔者就此访问了乔晓阳（当年受陈毅接见的归国留学生代表之一，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乔晓阳感情激动地回顾了这段经历：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后由国家高教部派往古巴留学的，就读于古巴哈瓦那大学。1967年2月初，国内通知所有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随着这一潮流回到北京，这年21岁。回国的第一个晚上，躺在北航教室铺着稻草、被褥的地铺上，竟夜翻看同学送来的红卫兵小报，感到迷茫和困惑。

    这时回国的留学生约500多人，先分住在北大、清华、北医、北航等高等院校，后集中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局（专家已撤离，空房很多）。

    留学生中名目繁多的战斗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进而组成了“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协调各战斗队的活动和统一行动。这是当时刚归国的留学生中一个松散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