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9部分

此他认为秘书长们是实现他的意志的工具。当秘书长们表示异议时——他们大多表示异议——他就用荷兰的纳粹分子接替了他们。接替他们的荷兰纳粹分子中有几个获得了大得危险的权力，例如，新的司法部秘书长斯赫里克教授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同样的，财政部秘书长兼荷兰银行行长、古怪的冒险家罗斯特·范·托宁根（他的履历从国际联盟的一名官员直到成为陶尔斐斯的心腹），有权任意出售国家财产，发行金库券和国家公债，以及为国家募集债款。他还负责起草国家预算。至于内政部秘书长，他可以不受古老的地方法的约束，有权变更历史悠久的市行政区的界线。

    到1941年2月，德国人一定已经明白，他们不能期望荷兰人民俯首听命，因为在那个月里阿姆斯特丹开始发生了罢工和骚动，随后蔓延到了其他城市。而且，这些骚动都是由荷兰纳粹分子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挑衅性示威所引起的，这不免使得德国人怀疑这些本地卖国贼是否有用了。但是，在这一点上，德国人进退维谷，因为他们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承担了繁重的义务，自己可以使用的官僚已经到了极限，所以很难看出荷兰中央和地方有什么别人来接替罢免了的人的职务。另一方面，荷兰的纳粹分子即使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却也往往是无能的，而且总是不得人心的。最得宠的纳粹团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安通·米塞，推行了一种圆滑的欺骗政策，以博取德国人的好评和自己今后的提升。他为了达到这些最终的目的，不得不增多他的追随者。他于是想了一条妙计，假装反对德国完全吞并荷兰，以区别于他的对手——别的纳粹团体。但是，把戏被人发觉了，人们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感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

    前文已经指出，荷兰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仅仅限于一个政党；而是按照荷兰人倾向于分裂的特点，包括了许多单独的团体。不过，全国社会主义运动一直是这些团体中最最强大的。到1941年12月，它已经吸收了所有其他的团体，成为德国人准许在荷兰公开存在的唯一政党。从理论上说，他们可以夸耀说自己是一个有各部门和各地区分支机构，有中央和地方当局的一个完整的党机构。相当于“政府”各部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各领导小组：它们至少有十七个，涉及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米塞之所以要把这一切组织都掌握在手，是因为他满怀希望地认为，德国人对此获得深刻的印象后，即使不要他完全接管这个国家的行政工作，多半也会要他进行合作。1942年12月，德国人承认米塞是荷兰人民的“元首”，1943年2月1日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一个“谘询内阁”，这是他的野心最接近于实现的时刻。其实这只是德国人试图扶植他的权力的最后一次尝试，使他可以成为推行他们政策的一个比较有用的工具，而所有真正的主动权依然绝对保留在德国人手里，正如赛斯…英夸特在1942年12月14日的宣言中所说明的那样。这篇宣言表达了希特勒公开吐露出来的愿望，说他想让荷兰人民参与他们自己的行政工作，但是这一点无论如何是决不会象赛斯…英夸特建议的那样，通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来真正贯彻。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肯定已把它的触角伸到荷兰行政机关的每一角落，可是，决不能认为它哪怕有一点点代表性，因为按照所作的最高估计，它的成员大约是九百万人口中的十一万人，其中大多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只想享受同德国人合作的短暂的特权，回避劳役和其他不合适的事情。总之，不论设立“谘询内阁”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行政上的或是为了心理上的原因，它结果却是毫无效用，因此到了1944年7月当希特勒的帝国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德国人觉得不能再容许有这样一些“奢侈品”时，就把它撤销了。

    况且，这时荷兰人民群众反抗德国人以及他们雇佣的荷兰纳粹分子的侵略和压迫，已成为当时形势中一个真正严重的因素。荷兰人过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生活，突然受到来自他们一向对之怀有最友好的感情的地区的这种打击，如果说他们在德军占领初期吓得目瞪口呆的话，那简直是不足为奇的。不过，他们女王的坚定加上她不得已寄居在其中的英国人民的坚定，以及她和英国人民的直接目的和政策的完全一致，不久便对荷兰人民产生了一种重新振奋的影响。这种发展的明显的迹象之一就是，组织了一个新政党——团结运动。它企图取代旧的党派分裂状态，把荷兰人民“按照荷兰自己的特点凝成新的团结”。虽然从外表看来，团结运动具有明显的法西斯特征，但是它显然是要把它的主要宗旨投合荷兰人那种纯粹的爱国的本能，这从它的昙花一现的兴起（据估计，它的党员人数在高峰时期达到了约有一百万人），以及最后通过德国人和荷兰纳粹分子合力加以镇压，便可以证明。诚然，它的法西斯外衣已被解释为一种策略性的伪装，以便能够更好地抗击米塞和荷兰纳粹分子为了攫取权力而进行的阴险企图。上文已经提到过，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