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部分

离或躲藏起来；秘密材料，包括党的文件，应即销毁；德国大使馆官员在接到战争开始的天线电报（希望至少在两小时之前发出）后就到华沙的荷兰大使馆去。

    在8月22日向他的军队将领们讲话时，希特勒又重复了5月23日向他的高级司令官们讲过的在掉转方向对付西方之前必须先打败波兰的种种理由。他现在甚至更加明确地说道：“长时期的和平对我们没有好处。……即使战争在西面爆发，摧毁波兰仍是首先要办的事。由于季节的关系，要迅速作出决定。不论是否能说得有道理，我要为发动战争提出一个供宣传用的理由。”他最后说：“开始战争的命令随后发出，可能在星期六的早晨。”一切都已准备就序，就等进攻了。

    如前所述，到5月底时希特勒已决定以武力来达到他在波兰的目的；而在最后三个月的和平时期里，他的复杂的外交政策是谨慎小心地打算协助使波兰屈服。除了作好同波兰作战的军事准备之外，德国的政策遵循以下五项十分清楚的方针：

    （1）蒙蔽世界的耳目，使之看不清希特勒的真实意图；　（2）拒绝和回避关于调停和谈判的建议；　（3）使战争局部化，并把发生冲突的责任完全推到波兰和英国身上；（4）把但泽的紧张局面增加到一个危险的水平，同时在军事计划完成之前必须阻止纳粹党人在自由市的过分急躁行动；　（5）同其他国家分别进行单独的交易以孤立波兰。

    在6月的下半月，德国人显得日益关心于减少英法两国对德波之间即将爆发冲突的忧虑。6月16日同库隆德勒谈话时，魏茨泽克曾“主动地表示，据他所知，目前一切都很平静，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什么局势会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为紧张”。两星期之后，里宾特洛甫就德国外交人员应该使用的语言发出指示：“自从声明废除1934年德波协定以来就一直在对波兰施加压力，现在的问题就是保持这种压力，以使波兰逐渐恢复理性。然而，目前并没有意思要赋与这种压力以一份最后通碟的性质，即明确宣布德国的要求或时间限度。”驻巴黎的韦尔切克大使被通知去告诉法国人说，德国人“不是在寻求一场冲突，而是要使问题得到一个解决”。

    6月30日再一次被召见时，库隆德勒从国务秘书那里得到新的保证，即据他的看法，没有理由预期德国方面会在但泽采取突然行动：“那里显然存在着紧张状态，它不可能继续数年之久；但目前，我仍以为只有发生意外事件，才会引起一场冲突。为此，他们是需要比那些我们迄今有时仍要加以抱怨的人更加严肃稳重。”魏茨泽克甚至还隐隐约约地暗示了德波缓和的可能性。他宣称，他必须承认，波兰政府最近已表现得“更加冷静和有节制”；他甚至想象他能够看出“一些迹象，表明贝克先生愿意为解决我们的困难寻求一个基础”。以他惯有的敏锐观察力仔细地研究了魏茨泽克所发议论的用意之后，库隆德勒在给巴黎的又一份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中提出了他的看法：很可能希特勒还没有打定主意，或者他是希望“麻痹西方国家的警惕性，以便在突然面对既成事实时，它们只好仅限于在口头上提提抗议”。

    两星期之后，当库隆德勒在回法国休假之前为了把代办圣…阿杜安介绍给魏茨泽克而拜访后者时，他发现这位国务秘书已经不象以前那么随和了，因为这时里宾特洛甫已收到了博内7月1日的照会，但泽也已成为张伯伦10日在下议院发表的一项声明的题目。当库隆德勒问道“现在他是否看到同华沙会谈的可能性”，魏茨泽克回答说：“如果我可以提到波兰报纸上关于华沙立场态度的报道的话，我看不到有什么可能性，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相信目前除了等待和尽可能地保持安静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恶劣情绪，德国的外交并没有背离当时紧急局势所需要的更加精巧的策略。随着7月份渐渐过去而莫斯科仍没有任何明确的表示，西方国家在但泽问题上的态度则变得十分坚定，毫不妥协，魏茨泽克在6月30日曾稍微提到过的、有可能实现缓和的主题，于是也就愈来愈占据显著地位。例如，魏茨泽克于7月22日发给所有德国驻外使团一份通函，命令他们要特别强调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和平趋向”。与此同时，7月11日库隆德勒报告说，一位“在国社党内居很高地位的人士”向他的一位同僚讲了一些有所示意的话。据这位提供消息的人说，里宾特洛甫不再能得到元首的充分信任，元首特别指责他“有意对他隐瞒几条证明英国有强大战争潜力的消息”，和“在但泽这件事上，使他承担了一项困难的任务。如果不能赶快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就要冒损害德国威信的风险”。他继续说道，似乎“波兰人可能还会提出一些我们的政府将同意考虑的建议。当然，华沙必须对我们作出巨大的让步，但是要打算达成一项使双方都满意的协议，现在还不算太迟。”在向巴黎转达这一信息时，法国大使本人还注意到德国报纸最近对波兰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