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海的坚固边疆，其自然环境把印度人民的思想引向了注意内部。印度人大多数信奉印度教，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宗教，它体现一种严格的内部通婚的社会制度，不吸收教外人士，也不接受教外思想。古老的不跨越“黑水”的禁令，以及处身国外时在饮食上和行动上都难以按宗教戒律和规定办理，这就使得许多较高等级出身的印度教徒不能出国旅行。但是印度政治思想的内向性，伊斯兰教徒几乎同样有之。印度穆斯林中间经常存在着泛穆斯林倾向，同他们的信仰一致的宗教社团从西北非一直伸展到东南亚。印度的穆斯林领袖经常为维护其他伊斯兰国家和人民的兄弟般利益讲话，1939年，他们尤其为同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提出抗议。但自1914…1918年战后为恢复哈里发王权的“基拉法”运动瓦解以来，此种国际伊斯兰精神在决定印度伊斯兰思想的倾向方面只是次要的了。确实有许多观察家认为，此种精神之所以被提倡，与其说是因深有感受而发自内心，还不如说是因为要用以作为打击英国统治的棍子。

    印度政治上的内向性和自我中心主义事实上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原因。历史上，在英国统治这一时期以前，印度不存在一般的民主传统，在莫卧儿人统治下，一如在其先前的印度教徒统治下，以及在随着莫卧儿政权的削弱而发展起来的由印度教徒接管的诸邦统治下，治理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专门职业。在英国统治下，人民大多数还是文盲，他们并不感到自己对国家有责任，所以对国家在其国际活动历程中的命运，也同样不觉得有什么责任。官方政策视外交和国防为英国统治者的专职或特权，因此当然不会鼓励印度人民产生国际责任感。甚至在印度人日益掌管国内事务的时候，在印度成为国联的一名正式成员国并在世界事务中表面上取得了负责的全权国家的地位的时候，仍然如此。此种对待政府的消极态度，对于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就能维持住外国统治是多么有价值，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叫人痛心地突出来了。其时印度即将有遭受侵入的危险，但各阶级印度人的共同反应却是有政府在保护他们，这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需要他们去协助政府来保卫自己的事情。

    但是，人们不分贵贱都开始感兴趣的问题是，英国人在移交手中的政府权力时应该把它交给谁。其中有许多人对此甚至兴奋到了狂热的地步。印度政界把这个问题看得高于一切，以致对其他都视而不见，这是促使印度抱自我中心态度的主要原因，甚至当周围的世界开始在崩溃时也是如此。英国人和印度人都意识到，移交权力的最后阶段即将到来。威斯敏斯特议会经过长期审议以后，曾于1935年通过“印度政府法”。该法规定将在印度各省建立完全责任代议制政府，委托给省督的只有几项专门的保留权力。在各省之上，设有全印联邦议会及联邦政府，在其主管范围内也享有充分职责和自由，但后者不仅要受总督保留权力的约束，而且还因国防和外交事务保留在英国人手里而受到限制。

    1937年初，整个英属印度举行了省立法机构的选举。选举权比1919年制宪法案规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实际上扩大到识字水平以下。在各省众议院的选举中，印度国大党在一千五百八十五个议席中赢得七百一十一席，在十一个省的五个省里国大党独力赢得多数，在另两个省里，国大党在具有同样政治色彩的较小组织帮助下亦可望组成多数；在第八个省即阿萨姆，虽然国大党所得席位不及三分之一，但它是该邦的最大党派，故首先有权组织政府。只是在孟加拉、旁遮普和信德，首先组织政府的权利输给了别的党派。意味探长的是，所有这些省都是穆斯林在人口中占多数的省。除了西北边境省以外，国大党只赢得很少几个保留给穆斯林的席位。西北边境省的政局完全被一位亲国大党的帕坦人领袖阿卜杜勒·加法尔·汗所控制。穆斯林联盟是最大的穆斯林政党，但从1937年的选举中看，它还是一个少数民众的少数派，它在任何一个省里都未能单独组织政府。

    国大党对这次省议会的竞选是“绝不同‘印度政府法’合作，而是跟它斗，设法废除它”。所以国大党的竞选获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大党党员是否接受该法规定的公职呢？权力欲战胜了放弃职务的论据。虽然部长级的职位起初是被拒绝的，除非是按照省督不可能接受的条件任命，但经过几个月争论之后，国大党党员终于在十一个省的七个省组成了政府。国大党过去鼓吹的重点是，为了实现祟高的目标——独立，印度各方人士和各行各业必须团结一致，这时它使根据自己竞选胜利的情况来使用这一信条了。它否认穆斯林联盟或其他任何组织有权代表穆斯林；如穆斯林联盟或其他政党不承认国大党有权就重大问题代表全印度发言，它便拒绝同它们在省政府合作；它并且在当时的党主席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精心策动下，掀起了一个要使成百万穆斯林转而归顺国大党的运动。

    穆斯林的反应非常强烈，致使这一反应在此后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