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部分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这么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之前所说的这两段话，就把国共大决战结束之后的形势说得明明白白。确实，“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是毛泽东所“不熟习的东西”。毛泽东不熟习经济建设工作，发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他照搬苏联模式，使他吃了大亏，使中国大陆吃了大亏。其实，在国共大规模的决战结束之后，又在另一个战场上开始新的比试。这个新的战场，就是经济建设。

    蒋介石作为一位军人，对经济也并不在行。中国在他的统治之下，经济也一团糟。

    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在经济上倒是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使台湾经济慢慢复苏。比如，他实行和平土改政策，即政府用低息贷款给农民，购买地主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又规定地主把所得的钱必须购买股票，转入工商业，从而促使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蒋介石还制定了一期又一期的四年计划，从宏观上引导经济各部门均衡发展……经济的竞赛，不像战争那样“立竿见影”。毛泽东可以用一百多天的时间，接连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消灭了蒋介石主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陆和台湾的经济竞赛，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显示出差距——最初，在五十年代，两岸的经济竞赛，并没有明显地显示出差距。

    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亦即靠着“美援”，实行四年计划，度过台湾经济最初最艰难的日子。毛泽东则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靠着“苏援”，实行五年计划，度过大陆经济百废待兴的那些日子。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赫鲁晓夫提出和美国进行和平竞赛：“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毛泽东立即响应，他在莫斯科说：“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定下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把当年打仗那一套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以诗人的浪漫和军事家的决断搞建设，急于求成，于是来了个“大跃进”，来了个“大炼钢铁”，来了个“亩产万斤放卫星”……“大跃进”的虚火，使中国大陆的经济陷入了泥潭。

    此时此际，毛泽东和“老大哥”的关系又日益紧张。毛泽东指斥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于是，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撤走了派往中国的专家，撕毁了合同。也就在此时此际，中国大陆又遭到了自然灾害。于是，中国大陆陷入空前未有的困境，人祸天灾一齐袭来。以打败蒋介石而在党内享有崇高声誉的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二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检查。所谓“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有七千多人参加而得名。

    毛泽东面对七千人说，他在去年六月十二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一回，他要在更大的范围中检查。

    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于经济的外行：“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毛泽东这话，其实也就是他在一九四九年所说的“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时间已经过去十三年，毛泽东对于他原先“不熟习的东西”依然不熟习！依然“还不懂得”！如果真正意识到自己对于经济建设“不熟习”“不懂得”倒也罢，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在“不熟习”“不懂得”的情况下，急于求成，造成了大陆经济跌入危机，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也正如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便已说过的那样：“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那时，毛泽东没有把“手下败将”蒋介石放在眼里。其实，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们一样，也“站在一旁看”，等待着毛泽东的失败。

    中国大陆陷入经济困境，使蒋介石兴高采烈。蒋介石这种幸灾乐祸之情，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达到了高峰。在“九全”大会上，由蒋介石的副手、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作政治报告。陈诚说，由于“三面红旗”，毛泽东“惨重地失败了”，“造成空前未有的严重饥荒”，“使大陆经济全面破产”，“激起了大陆人民的强烈反抗”，“政权随时可以崩溃瓦解”。

    陈诚还把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击金门以来渐渐沉寂的炮声，称为国民党“台海炮战的辉煌胜利”，是“反攻复国斗争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蒋介石则号召，“向反攻复国的目标迈步前进”。

    国民党“九全”大会，